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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Jan. 2017 腦、神經系統、精神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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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的數學早熟青少年研究 (The 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,SMPY) 成立於1971年。其研究對象是青少年在 13 歲之前的 SAT 數理測試的成績,至少要有 700 分 (滿分 800 分)。第一批 SMPY 學生現在正處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的高峰。SMPY 發現,這些人真的正在主導著我們的社會,因為這些 SAT 成績在前 1% 的孩子,已成為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、財富五百強公司的 CEO、聯邦法官、參議員、和億萬富翁。SMPY 研究的結論支持:應該讓年輕資優者跳過學年,至少是加快學習。其他專家也對資優孩子的父母提供忠告,包括:讓孩子有廣泛的生活經驗、提供孩子機會發展其興趣或才能、要讓孩子在知識和情緒並重、讚揚孩子的努力而不是其能力、鼓勵孩子承擔求知的風險和失敗、別在孩子身上貼天才標籤以免造成孩子的情緒負擔。

美國 SMPY 研究:調查 5,000 個資優生的 45 年來的職業成就
 
數學早熟青少年研究 (The 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 , SMPY) 是由 Julian Stanley 於 1971 年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。研究對象,大多數是美國小孩,他們在 13 歲之前的 SAT 數理測試的成績,至少要有 700 分 (滿分 800 分)。
 
在過去 45 年,SMPY 研究已經追踪了大約 5,000 個資優生的職業和成就,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高成就的科學家。該研究的不斷增長的數據庫,被用來生產了 400 多篇論文和好幾本書,並提供了關於 “如何發現和培育 STEM (science, technology, engineering, mathematics 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) 領域的人才” 的關鍵見解。
 
SMPY 研究的開始:改變篩選資優生的途徑
 
在 1926 年,心理學家 Lewis Terman 曾經利用智商測試來找出天才兒童,並對他們進行長期研究。他通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各個學校的地毯式搜索,挑選出了 1500 名智商 140 以上的小學生,其中 80 人的智商超過 170。這些學生後來被稱為「特曼神童 Termites (白蟻)」。時至今日,對這群的人生發展軌跡的研究,仍在進行中。
 
使 Terman 懊惱的是,他蒐集的神童群只產生了幾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;而那些漏網的 (因為智商只有 129),卻包括William Shockley,電晶體的諾貝爾獎得主,和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 Luis Alvarez。
 
於是 Stanley 決定捨棄智商測試,而改用美國大學入學能力測驗 (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簡稱 SAT),來做篩選青少年資優生的標準。雖然該測試是給應屆高中學生用的,令人驚奇的是:不但是許多資優青少年可以解出他們沒有學過的SAT 數學題,而且許多這些年輕的孩子得分,已高於美國精英大學的錄取標準。
 
Stanley 日後觀察到:青少年具有明顯更強的數學而不是語言能力者,經常會走向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路;青少年在語文部分比數學成績更突出者,經常進入人文科學、藝術、法律、或社會科學。
 
Stanley 也曾經利用智商測試的 “空間智力” 部分,來篩選青少年資優學生,而得到很好的成果。該研究發現,青少年在數學或語言能力方面只有稍微突出,但空間能力超強的學生,通常會成為傑出的工程師、建築師、或外科醫生。
 
SMPY 的結論是:這些人真的控制著我們的社會
 
第一批 SMPY 學生們現在已經處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的高峰。Duke University 大學心理學家 Jonathan Wai,匯集來自SMPY 的 11 個前瞻性和回顧性縱向研究的數據,其結論是:這些人真的正在主導著我們的社會。這些 SAT 成績在前 1% 的孩子,他們包括:頂尖數學家 Terence Tao 和 Lenhard Ng、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、Google 的創辦人 Sergey Brin、和音樂家 Stefani Germanotta (藝名 Lady Gaga),他們在日後成為: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、財富五百強公司們的CEO、聯邦法官、參議員、和億萬富翁。
 
SMPY 研究表明,早期智能的傑出,對日後成就的影響,比任何勉強故意栽培或環境因素 (如社會經濟地位),來得重要。SMPY 研究的結論,強調積極培養早熟兒童的重要性。
 
SMPY研究的結論支持:讓年輕資優者跳過學年,至少是加快學習
 
比起天賦稍微過人的學生,有真正超人的天賦者,會有更多、更特殊的教育需求。
 
SMPY 的數據支持加快年輕資優者的學習速度、允許他們跳過學年。該數據顯示,跳過至少一個年級的學生,比“在正常學校學習的同樣聰明的同學”,獲得博士學位或專利的可能性會高出 60%,獲得 STEM (理工數) 領域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則會超出兩倍。
 
在 SMPY 的成員裡,那些智力在 0.01% 的頂尖精英,跳過學年是常見的。由於他們傑出的知識多樣性和學習速度,使規劃他們的教育的工作,變成具有高度挑戰性。
 
許多教育家和父母仍然認為跳過學年對孩子是壞的,認為它會:傷害孩子的社交能力、摧毀他們的童年、或創造其和同儕之間知識的差距。但是教育研究人員普遍認為,跳過學年能使絕大多數資優兒童在社交、情感、學術、和專業上受益。
 
Joseph Bates,他是 SMPY 收錄的第一個學生,13 歲由 Stanley 推薦進入 Johns Hopkins 大學,現在已經是 60 歲。他回憶說:當年我很害羞,中學的社交壓力並不適合我,但是當我在大學和其他數理科書呆子相處,即使我最年輕我卻覺得自在。
 
或許,跳過學年並不是唯一的選擇。SMPY 研究人員說,即使只是適度的干預,例如,讓孩子提早學習具有挑戰性的大學程度教材,也能具有明顯的效果。
 
忠告:如何培養一個天才孩子
 
美國 Vanderbilt University 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 Camilla Benbow 認為,父母若想要獨自培育一個天才,將會遇到孩子的各種社交和情感上的難題。
 
關於父母如何幫助聰明的孩子,得到成就和幸福,Benbow 其他專家提供以下提示:
  • 讓兒童有廣泛的生活經驗。
  • 當孩子表現出強烈的某些興趣或才能時,提供孩子機會來發展它們。
  • 同時支持孩子的知識和情緒的需要,兩者同樣重要。
  • 要幫助孩子發展 「成長取向」心態,該讚揚孩子的努力,而不是讚揚他們的能力。
  • 鼓勵孩子承擔求知的風險,讓他們樂於接受學習的失敗。
  • 當心別隨意在孩子身上貼標籤:被認定為天才可能造成孩子的情緒負擔。
  • 與教師合作,滿足您孩子的需求。聰明的學生通常需要:更具挑戰性的教材、額外的支持、根據自己的節奏來學習。
  • 讓你的孩子參加能力測試,也許孩子的成績能讓父母向學校要求更多幫助。

智力重要,但智力不能說明所有的成就差異,其他因素也很重要
 
智力不能說明所有成就差異,其他因素,也很重要。德國有一個和 SMPY 相似的研究,叫做 The Munich Longitudinal Study of Giftedness,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跟踪 26,000 名資優學生。該研究發現:智力是成就與否的最有預測性的因素,但個人特質 (動機、好奇心、和應付壓力的能力)、和環境因素 (如家庭、學校、和朋友),也會有影響。
 
有一個理論認為,當一個人的智商,超過一定水平(經常被引用為智商120),那麼在獲得專業知識上,集中時間學習,比額外的智力更重要。但是 SMPY 的數據反駁了這個理論。在比較了智力屬於前 1% 的學生和前 0.01%的學生的成績時發現,雖然 1% 的學生獲得博士的機率是普通人的約25倍,但是 0.01% 的學生獲得博士的機率,高達普通人的 50 倍。
 
目前在美國的資優教育有進展,但仍不甚普及。其照顧對象主要局限於在最資優而且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優良的學生。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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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1/18 下午 01:47:04| CFH 編輯部| 回應 0 則

一般來說,智商有益於幸福。2012 年英國的研究報告就說,智商 120-129 者比智商 70-99 者幸福。但是心理學家 Lewis Terman 於 1926 年,在美國加州各個學校,挑出了 1500 名智商在 140 以上的天才小學生,之後追蹤其人生發展的眾多研究報告,卻發現超高智商不一定能讓神童們在成年後比一般人更幸福,反而他們往往遭受焦慮、挫敗感、和孤單的折磨。高語言智力可能令人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,並反覆負面思考。年少時被賦予過高的期望,可能老來對自己的成就感到失望。智商很高的人,也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,並且更容易自以為是。可見,要得到幸福,主要不是依靠先天生下來的智力,而是依靠後天培養出來的處世智慧。
 
研究「特曼神童們」:高智商是苦難嗎?
 
如果西諺 “無知是幸福 Ignorance is bliss” 是真的,那麼是高智商的苦難嗎?很多人同意這一觀點。他們認為天才往往遭受焦慮、挫敗感、和孤單的折磨。海明威 (Ernest Hemingway) 曾寫道:“聰明人擁有幸福 --- 是我知道的最罕見的事情Happiness in intelligent people is the rarest thing I know”。
 
或許這只是關於極少數精英的問題,但是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啟發。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升學術智力為目標。儘管智商測試有很多缺陷和局限性,它仍然是衡量智力的主要方法。我們在訓練大腦和提升智力等方面一擲千金,試圖提高智商分數。但是,如果 ”企圖成為天才” 這件事本身就是愚昧的呢?
 
在1926年,心理學家路易斯·特曼(Lewis Terman)決定用智商測試來找出天才兒童,並對他們進行長期研究。他透過對美國加州各個學校做地毯式搜索,挑選出了 1500 名智商在 140 以上的小學生,其中 80 人的智商超過 170。這些學生後來被稱為「特曼神童 Termites (白蟻)」。時至今日,對這群人的人生發展軌跡的研究,仍在進行中。
 
很多「特曼神童」都如預期地獲得了財富和名聲,在 1950 年代,他們的平均薪水已經是普通白領平均薪水的兩倍了。但並不是所有神童都達成特曼的預期:有很多人選擇了比較「低下」的工作,如警察、船員、打字員等。因此,特曼結論是,「智力和成就之間並沒有完美的相關性」。此外,高智商也沒能讓神童們過得比常人更幸福。在他們一生中,離婚、酗酒、和自殺率,和一般人大致相同。
 
當「特曼神童」步入晚年時,他們故事 “高智商並不等同於更好的生活” 已經被媒體重覆地引述。人們認為:在最好的情況下,高智商頂多讓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;而在最壞的情況下,實際上高智商意味著活得還不如一般人。
 
一般來說,智商有益於幸福:智商120-129者比智商70-99者幸福
 
事實當然並不像在小眾媒體裡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糟,並不是只要擁有高智商,都必然要備受折磨。一篇發表在 2012 年 9 月 24 日網路版 Psychol Med. 期刊的文章就說,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研究者,從 6870 位 16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,蒐集其幸福感、智商、社會經濟條件、和臨床健康資料,以分析其關聯性。分析結果發現,幸福感與智商有相關性:與智商 120-129 者相比,智商 70-99 者的幸福感水平顯著較低。進一步分析發現:幸福和智商之間的關聯性,有一半的理由,是因為智商會透過影響日常生活是否能自理、收入、一般健康、和是否有神經症狀等因素,來間接影響幸福感。
 
但是確實令人困惑的是 “為什麼從長期來看,超高智商的「特曼神童」們並沒有得到其應有的高報酬呢?”
 
高智商者可能有沉重的精神負擔
 
持續的擔憂也許是高智商的徵兆,但是他們的擔憂並不一定是大哲學家的方式的。加拿大 MacEwan University 大學的 Alexander Penney,對學校裡的學生進行採訪,他發現那些高智商學生確實更容易感到焦慮。然而,他們中的大多數,所煩惱都是平凡的日常瑣事。他們更可能重複地講一些令人尷尬的話,而不是問一些「大哉問」;並不是他們的擔憂更有深度,而是他們擔憂的東西更多,擔憂的程度也更深;當負面的事情發生了,他們就比別人想得更多。Penney 發現,這些容易焦慮的現象,和高語言智力較有關,和和高空間智力的關係較小(事實上,空間智力似乎能減少焦慮程度)。他認為,高語言智力可能令人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,並反覆負面思考。
 
高智商者有沉重的精神負擔的另一個可能的理由是,知道自己是高智商,反而變成了束縛自己的鎖鏈。在 1990 年代,有研究者請那些仍在世的「特曼神童」回顧他們過去 80 年人生中的大事。他們普遍不僅沒有從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滿足,反而感覺自己似乎沒能實現年少時曾經被賦予的期望,而有深深的失敗感。這種自我期望,尤其是再加上周遭人的期望時,往往是許多天才兒童的難以承當的困擾。
 
還有另一種常見的說法是:與目光狹隘的普通人不同,聰明的人對這個世界的缺點看得更加清楚。他們保持清醒,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、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。
 
高智商者可能有的心理盲點
 
有卓越的智商並不等於能做明智的決策。在有些情況下,高智商反而會讓你的選擇更加愚蠢。
 
過去十年間,加拿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學的 Keith Stanovich 一直在設計有關理性的測試,他發現,公正、無偏見的決策和高智商無關。智商很高的人,也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,並且還自以為是:
  • 我們 (包括那些高智商的人) 都會有「主觀偏見」,即在搜集信息時往往會進行偏好性的選擇,以此來加強自己既有的觀點。
  • 而那些高智商的人,往往更可能存在 「偏見盲點」。雖然他們更擅長批評他人的缺陷,卻更難以認清自身的錯誤。
  • 在和別人進行雙方辯駁時,明智的做法是將你自己的假設置於一旁,先聆聽對方。但是,高智商的人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,並不高於智商平常的人。
  • 此外,他們還更容易陷入「賭徒謬誤」,會過度解讀或然律的必然性、或過度依賴猜測運氣。
  • 他們也會傾向於依賴直覺,而不是理性的思考,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許多門薩會員 (Mensa,入會者須通過該會所提供之測試,以證明申請人之智商為當地人口中最高的百分之二) 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。
 
重要的不是先天智力,而是後天智慧
 
那麼,如果高智商沒法保證能有理智的決策、或獲得更好的生活,那麼甚麼才是可以依靠的?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大學的 Igor Grossmann 認為,我們應當將目光轉向一個古老的概念:「智慧」。雖然他坦言「智慧這一概念本身就很虛無縹緲」。
 
在一項進行數年的實驗中,Grossmann 先向志願參與者們展示了當前一些社會困局,例如:從我們如何處理克里米亞戰爭 (Crimea War) 等危機,到華盛頓郵報專欄 「親愛的艾比(Dear Abby)」中闡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人際社交難題,然後在 Grossmann 讓志願者們進行交談的同時,由一個心理學家們組成的專家小組,對志願者發言的理性和偏見進行評判,例如:他們發言的論點是否全面、他們是否具有「智性的謙遜 intellectual humility」去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、他們是否能不輕易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論的重要資訊等。
 
結果是,參與者中在「智性的謙遜」上獲得高分者,其生活滿意度較高、人際關係質量較好、焦慮和負面反覆思考較少;而這種「智慧」似乎常常是典型的所謂 “聰明人” 所缺乏的素養。
 
明智的思辨,甚至能讓人活得更長;那些獲得高分的參與者在實驗進行的數年間死亡機率更低。關鍵是,Grossmann 發現,以上這些衡量「智慧」的因素,和參與者的智商,沒有什麼明顯關係,高智商顯然不意味著更高的智慧。聰明人可能會很快作出論證,證明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,但他們的觀點也許帶有嚴重的偏見。
 
智力主要是先天的,而智慧是可以後天培養的
 
或許,未來的雇主們尋才時,應該對一些和智慧有關的能力進行測試,以取代智商測試。谷歌 Google 公司已經宣佈,公司將來會針對來求職者的「智性的謙遜」的程度等方面進行測試,而不僅僅是重視他們的智力。
 
幸運的是,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,智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,智慧是可以訓練出來的。Grossmann 指出,例如,當我們以他人為重的時候,就很容易放下我們的偏見。他發現,當一個人以第三人稱的形式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 (用「他」或「她」來代替「我」),他就能在 ”問題” 和 “自我” 之間,創造出必要的情緒距離,以減少自己的偏見,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思辨。今後的研究或許可以發現更多類似的小技巧。
 
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讓人們承認自身的不足。如果你終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帶來的光環之下,你就很難接受 “你的智力實際上在蒙蔽你的決策” 這一事實。正如蘇格拉底 Socrates 所說的那樣:最有智慧的人也許就是那些能承認自己一無所知的人 The wisest person really may be the one who can admit he knows nothing。
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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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1/14 下午 04:00:37| CFH 編輯部| 回應 0 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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