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的數學早熟青少年研究 (The 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，SMPY) 成立於1971年。其研究對象是青少年在 13 歲之前的 SAT 數理測試的成績，至少要有 700 分 (滿分 800 分)。第一批 SMPY 學生現在正處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的高峰。SMPY 發現，這些人真的正在主導著我們的社會，因為這些 SAT 成績在前 1％ 的孩子，已成為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、財富五百強公司的 CEO、聯邦法官、參議員、和億萬富翁。SMPY 研究的結論支持：應該讓年輕資優者跳過學年，至少是加快學習。其他專家也對資優孩子的父母提供忠告，包括：讓孩子有廣泛的生活經驗、提供孩子機會發展其興趣或才能、要讓孩子在知識和情緒並重、讚揚孩子的努力而不是其能力、鼓勵孩子承擔求知的風險和失敗、別在孩子身上貼天才標籤以免造成孩子的情緒負擔。
美國 SMPY 研究：調查 5,000 個資優生的 45 年來的職業成就
數學早熟青少年研究 (The 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 , SMPY) 是由 Julian Stanley 於 1971 年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。研究對象，大多數是美國小孩，他們在 13 歲之前的 SAT 數理測試的成績，至少要有 700 分 (滿分 800 分)。
在過去 45 年，SMPY 研究已經追踪了大約 5,000 個資優生的職業和成就，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高成就的科學家。該研究的不斷增長的數據庫，被用來生產了 400 多篇論文和好幾本書，並提供了關於 “如何發現和培育 STEM (science, technology, engineering, mathematics 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) 領域的人才” 的關鍵見解。
SMPY 研究的開始：改變篩選資優生的途徑
在 1926 年，心理學家 Lewis Terman 曾經利用智商測試來找出天才兒童，並對他們進行長期研究。他通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各個學校的地毯式搜索，挑選出了 1500 名智商 140 以上的小學生，其中 80 人的智商超過 170。這些學生後來被稱為「特曼神童 Termites (白蟻)」。時至今日，對這群的人生發展軌跡的研究，仍在進行中。
使 Terman 懊惱的是，他蒐集的神童群只產生了幾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；而那些漏網的 (因為智商只有 129)，卻包括William Shockley，電晶體的諾貝爾獎得主，和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 Luis Alvarez。
於是 Stanley 決定捨棄智商測試，而改用美國大學入學能力測驗 (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簡稱 SAT)，來做篩選青少年資優生的標準。雖然該測試是給應屆高中學生用的，令人驚奇的是：不但是許多資優青少年可以解出他們沒有學過的SAT 數學題，而且許多這些年輕的孩子得分，已高於美國精英大學的錄取標準。
Stanley 日後觀察到：青少年具有明顯更強的數學而不是語言能力者，經常會走向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路；青少年在語文部分比數學成績更突出者，經常進入人文科學、藝術、法律、或社會科學。
Stanley 也曾經利用智商測試的 “空間智力” 部分，來篩選青少年資優學生，而得到很好的成果。該研究發現，青少年在數學或語言能力方面只有稍微突出，但空間能力超強的學生，通常會成為傑出的工程師、建築師、或外科醫生。
SMPY 的結論是：這些人真的控制著我們的社會
第一批 SMPY 學生們現在已經處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的高峰。Duke University 大學心理學家 Jonathan Wai，匯集來自SMPY 的 11 個前瞻性和回顧性縱向研究的數據，其結論是：這些人真的正在主導著我們的社會。這些 SAT 成績在前 1％ 的孩子，他們包括：頂尖數學家 Terence Tao 和 Lenhard Ng、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、Google 的創辦人 Sergey Brin、和音樂家 Stefani Germanotta (藝名 Lady Gaga)，他們在日後成為：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、財富五百強公司們的CEO、聯邦法官、參議員、和億萬富翁。
SMPY 研究表明，早期智能的傑出，對日後成就的影響，比任何勉強故意栽培或環境因素 (如社會經濟地位)，來得重要。SMPY 研究的結論，強調積極培養早熟兒童的重要性。
SMPY研究的結論支持：讓年輕資優者跳過學年，至少是加快學習
比起天賦稍微過人的學生，有真正超人的天賦者，會有更多、更特殊的教育需求。
SMPY 的數據支持加快年輕資優者的學習速度、允許他們跳過學年。該數據顯示，跳過至少一個年級的學生，比“在正常學校學習的同樣聰明的同學”，獲得博士學位或專利的可能性會高出 60％，獲得 STEM (理工數) 領域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則會超出兩倍。
在 SMPY 的成員裡，那些智力在 0.01% 的頂尖精英，跳過學年是常見的。由於他們傑出的知識多樣性和學習速度，使規劃他們的教育的工作，變成具有高度挑戰性。
許多教育家和父母仍然認為跳過學年對孩子是壞的，認為它會：傷害孩子的社交能力、摧毀他們的童年、或創造其和同儕之間知識的差距。但是教育研究人員普遍認為，跳過學年能使絕大多數資優兒童在社交、情感、學術、和專業上受益。
Joseph Bates，他是 SMPY 收錄的第一個學生，13 歲由 Stanley 推薦進入 Johns Hopkins 大學，現在已經是 60 歲。他回憶說：當年我很害羞，中學的社交壓力並不適合我，但是當我在大學和其他數理科書呆子相處，即使我最年輕我卻覺得自在。
或許，跳過學年並不是唯一的選擇。SMPY 研究人員說，即使只是適度的干預，例如，讓孩子提早學習具有挑戰性的大學程度教材，也能具有明顯的效果。
忠告：如何培養一個天才孩子
美國 Vanderbilt University 大學的教育學院院長 Camilla Benbow 認為，父母若想要獨自培育一個天才，將會遇到孩子的各種社交和情感上的難題。
關於父母如何幫助聰明的孩子，得到成就和幸福，Benbow 其他專家提供以下提示：
- 讓兒童有廣泛的生活經驗。
- 當孩子表現出強烈的某些興趣或才能時，提供孩子機會來發展它們。
- 同時支持孩子的知識和情緒的需要，兩者同樣重要。
- 要幫助孩子發展 「成長取向」心態，該讚揚孩子的努力，而不是讚揚他們的能力。
- 鼓勵孩子承擔求知的風險，讓他們樂於接受學習的失敗。
- 當心別隨意在孩子身上貼標籤：被認定為天才可能造成孩子的情緒負擔。
- 與教師合作，滿足您孩子的需求。聰明的學生通常需要：更具挑戰性的教材、額外的支持、根據自己的節奏來學習。
- 讓你的孩子參加能力測試，也許孩子的成績能讓父母向學校要求更多幫助。
智力重要，但智力不能說明所有的成就差異，其他因素也很重要
智力不能說明所有成就差異，其他因素，也很重要。德國有一個和 SMPY 相似的研究，叫做 The Munich Longitudinal Study of Giftedness，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跟踪 26,000 名資優學生。該研究發現：智力是成就與否的最有預測性的因素，但個人特質 (動機、好奇心、和應付壓力的能力)、和環境因素 (如家庭、學校、和朋友)，也會有影響。
有一個理論認為，當一個人的智商，超過一定水平（經常被引用為智商120），那麼在獲得專業知識上，集中時間學習，比額外的智力更重要。但是 SMPY 的數據反駁了這個理論。在比較了智力屬於前 1％ 的學生和前 0.01％的學生的成績時發現，雖然 1％ 的學生獲得博士的機率是普通人的約25倍，但是 0.01％ 的學生獲得博士的機率，高達普通人的 50 倍。
目前在美國的資優教育有進展，但仍不甚普及。其照顧對象主要局限於在最資優而且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優良的學生。
Ref:
一般來說，智商有益於幸福。2012 年英國的研究報告就說，智商 120-129 者比智商 70-99 者幸福。但是心理學家 Lewis Terman 於 1926 年，在美國加州各個學校，挑出了 1500 名智商在 140 以上的天才小學生，之後追蹤其人生發展的眾多研究報告，卻發現超高智商不一定能讓神童們在成年後比一般人更幸福，反而他們往往遭受焦慮、挫敗感、和孤單的折磨。高語言智力可能令人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，並反覆負面思考。年少時被賦予過高的期望，可能老來對自己的成就感到失望。智商很高的人，也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，並且更容易自以為是。可見，要得到幸福，主要不是依靠先天生下來的智力，而是依靠後天培養出來的處世智慧。
研究「特曼神童們」：高智商是苦難嗎？
如果西諺 “無知是幸福 Ignorance is bliss” 是真的，那麼是高智商的苦難嗎？很多人同意這一觀點。他們認為天才往往遭受焦慮、挫敗感、和孤單的折磨。海明威 (Ernest Hemingway) 曾寫道：“聰明人擁有幸福 --- 是我知道的最罕見的事情Happiness in intelligent people is the rarest thing I know”。
或許這只是關於極少數精英的問題，但是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啟發。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升學術智力為目標。儘管智商測試有很多缺陷和局限性，它仍然是衡量智力的主要方法。我們在訓練大腦和提升智力等方面一擲千金，試圖提高智商分數。但是，如果 ”企圖成為天才” 這件事本身就是愚昧的呢？
在1926年，心理學家路易斯·特曼（Lewis Terman）決定用智商測試來找出天才兒童，並對他們進行長期研究。他透過對美國加州各個學校做地毯式搜索，挑選出了 1500 名智商在 140 以上的小學生，其中 80 人的智商超過 170。這些學生後來被稱為「特曼神童 Termites (白蟻)」。時至今日，對這群人的人生發展軌跡的研究，仍在進行中。
很多「特曼神童」都如預期地獲得了財富和名聲，在 1950 年代，他們的平均薪水已經是普通白領平均薪水的兩倍了。但並不是所有神童都達成特曼的預期：有很多人選擇了比較「低下」的工作，如警察、船員、打字員等。因此，特曼結論是，「智力和成就之間並沒有完美的相關性」。此外，高智商也沒能讓神童們過得比常人更幸福。在他們一生中，離婚、酗酒、和自殺率，和一般人大致相同。
當「特曼神童」步入晚年時，他們故事 “高智商並不等同於更好的生活” 已經被媒體重覆地引述。人們認為：在最好的情況下，高智商頂多讓生活滿意度與常人無異；而在最壞的情況下，實際上高智商意味著活得還不如一般人。
一般來說，智商有益於幸福：智商120-129者比智商70-99者幸福
事實當然並不像在小眾媒體裡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糟，並不是只要擁有高智商，都必然要備受折磨。一篇發表在 2012 年 9 月 24 日網路版 Psychol Med. 期刊的文章就說，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研究者，從 6870 位 16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，蒐集其幸福感、智商、社會經濟條件、和臨床健康資料，以分析其關聯性。分析結果發現，幸福感與智商有相關性：與智商 120-129 者相比，智商 70-99 者的幸福感水平顯著較低。進一步分析發現：幸福和智商之間的關聯性，有一半的理由，是因為智商會透過影響日常生活是否能自理、收入、一般健康、和是否有神經症狀等因素，來間接影響幸福感。
但是確實令人困惑的是 “為什麼從長期來看，超高智商的「特曼神童」們並沒有得到其應有的高報酬呢？”
高智商者可能有沉重的精神負擔
持續的擔憂也許是高智商的徵兆，但是他們的擔憂並不一定是大哲學家的方式的。加拿大 MacEwan University 大學的 Alexander Penney，對學校裡的學生進行採訪，他發現那些高智商學生確實更容易感到焦慮。然而，他們中的大多數，所煩惱都是平凡的日常瑣事。他們更可能重複地講一些令人尷尬的話，而不是問一些「大哉問」；並不是他們的擔憂更有深度，而是他們擔憂的東西更多，擔憂的程度也更深；當負面的事情發生了，他們就比別人想得更多。Penney 發現，這些容易焦慮的現象，和高語言智力較有關，和和高空間智力的關係較小（事實上，空間智力似乎能減少焦慮程度）。他認為，高語言智力可能令人更容易把焦慮語言化，並反覆負面思考。
高智商者有沉重的精神負擔的另一個可能的理由是，知道自己是高智商，反而變成了束縛自己的鎖鏈。在 1990 年代，有研究者請那些仍在世的「特曼神童」回顧他們過去 80 年人生中的大事。他們普遍不僅沒有從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滿足，反而感覺自己似乎沒能實現年少時曾經被賦予的期望，而有深深的失敗感。這種自我期望，尤其是再加上周遭人的期望時，往往是許多天才兒童的難以承當的困擾。
還有另一種常見的說法是：與目光狹隘的普通人不同，聰明的人對這個世界的缺點看得更加清楚。他們保持清醒，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、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。
高智商者可能有的心理盲點
有卓越的智商並不等於能做明智的決策。在有些情況下，高智商反而會讓你的選擇更加愚蠢。
過去十年間，加拿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學的 Keith Stanovich 一直在設計有關理性的測試，他發現，公正、無偏見的決策和高智商無關。智商很高的人，也會做出不理性的事情，並且還自以為是：
- 我們 (包括那些高智商的人) 都會有「主觀偏見」，即在搜集信息時往往會進行偏好性的選擇，以此來加強自己既有的觀點。
- 而那些高智商的人，往往更可能存在 「偏見盲點」。雖然他們更擅長批評他人的缺陷，卻更難以認清自身的錯誤。
- 在和別人進行雙方辯駁時，明智的做法是將你自己的假設置於一旁，先聆聽對方。但是，高智商的人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，並不高於智商平常的人。
- 此外，他們還更容易陷入「賭徒謬誤」，會過度解讀或然律的必然性、或過度依賴猜測運氣。
- 他們也會傾向於依賴直覺，而不是理性的思考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許多門薩會員 (Mensa，入會者須通過該會所提供之測試，以證明申請人之智商為當地人口中最高的百分之二) 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。
重要的不是先天智力，而是後天智慧
那麼，如果高智商沒法保證能有理智的決策、或獲得更好的生活，那麼甚麼才是可以依靠的？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大學的 Igor Grossmann 認為，我們應當將目光轉向一個古老的概念：「智慧」。雖然他坦言「智慧這一概念本身就很虛無縹緲」。
在一項進行數年的實驗中，Grossmann 先向志願參與者們展示了當前一些社會困局，例如：從我們如何處理克里米亞戰爭 (Crimea War) 等危機，到華盛頓郵報專欄 「親愛的艾比（Dear Abby）」中闡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人際社交難題，然後在 Grossmann 讓志願者們進行交談的同時，由一個心理學家們組成的專家小組，對志願者發言的理性和偏見進行評判，例如：他們發言的論點是否全面、他們是否具有「智性的謙遜 intellectual humility」去承認自身知識的局限、他們是否能不輕易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論的重要資訊等。
結果是，參與者中在「智性的謙遜」上獲得高分者，其生活滿意度較高、人際關係質量較好、焦慮和負面反覆思考較少；而這種「智慧」似乎常常是典型的所謂 “聰明人” 所缺乏的素養。
明智的思辨，甚至能讓人活得更長；那些獲得高分的參與者在實驗進行的數年間死亡機率更低。關鍵是，Grossmann 發現，以上這些衡量「智慧」的因素，和參與者的智商，沒有什麼明顯關係，高智商顯然不意味著更高的智慧。聰明人可能會很快作出論證，證明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，但他們的觀點也許帶有嚴重的偏見。
智力主要是先天的，而智慧是可以後天培養的
或許，未來的雇主們尋才時，應該對一些和智慧有關的能力進行測試，以取代智商測試。谷歌 Google 公司已經宣佈，公司將來會針對來求職者的「智性的謙遜」的程度等方面進行測試，而不僅僅是重視他們的智力。
幸運的是，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，智慧並不是一成不變的，智慧是可以訓練出來的。Grossmann 指出，例如，當我們以他人為重的時候，就很容易放下我們的偏見。他發現，當一個人以第三人稱的形式討論自己遇到的問題 （用「他」或「她」來代替「我」），他就能在 ”問題” 和 “自我” 之間，創造出必要的情緒距離，以減少自己的偏見，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思辨。今後的研究或許可以發現更多類似的小技巧。
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讓人們承認自身的不足。如果你終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帶來的光環之下，你就很難接受 “你的智力實際上在蒙蔽你的決策” 這一事實。正如蘇格拉底 Socrates 所說的那樣：最有智慧的人也許就是那些能承認自己一無所知的人 The wisest person really may be the one who can admit he knows nothin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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